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，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，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种。日前，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研讨会在武汉举行。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现状如何？保护难点是什么？记者采访了有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。
就地保护，遏制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
2017—2018年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对长江源至长江口约6300余公里的长江干流，雅砻江、岷江等大型一级支流，以及通江湖泊中的长江鱼类进行了调查，情况不容乐观。448种长江水系鱼类中，将近三成历史上有分布但未采集到数据。
据了解，就地、迁地、人工饲养与繁殖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三大措施。
就地保护主要着眼于水生生物所栖息的环境。随着渔政管理不断加强，挖沙等活动得到了一定控制。
这些保护举措为长江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——长江江豚的生存提供了一线生机。根据2017年最新调查结果，目前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、鄱阳湖、洞庭湖的自然种群数量共约1012头，已经达成“降低种群下降速率”的短期目标。然而，2018年7月，农业农村部召开发布会指出，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，但“其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、依然严峻”。
“保护江豚自然栖息地、保护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，是保护长江江豚的最终目标，也是根本解决途径。”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说。
令人振奋的是，通过迁地保护，2014年1月从武汉天兴洲救护并引入到天鹅洲的两头雌性江豚，一头妊娠、一头哺乳。次年，何王庙/集成垸故道建立了第二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，先后引入三批12头江豚，从2016年起连续四年有江豚出生。
农业农村部还在安徽安庆西江建立了第三个迁地保护区，安徽铜陵建立有一个半自然迁地保护基地。目前，自然或半自然迁地保护区已保存有超过120头长江江豚，且均能自然繁殖，初步建立了“保种”种群。
单一保护措施并非万全之策，仍有赖于多方合力共同推动修复
然而，对不同的物种来说，各种单一的保护形式和措施都不是万全之策。例如，2007—2008年，长江流域出现极端低温雨雪冰冻天气，天鹅洲水面冻结，江豚作为靠肺呼吸的哺乳动物，必须间歇浮出水面呼吸，保护区江豚全部被冰面割伤。原农业部紧急组织力量进行破冰和救护，但仍有5头死亡。另一个例子是，去年下半年以来，鄱阳湖枯水期水位异常偏低，相当数量的江豚搁浅或被困在大小不等的水坑，随时面临脱水或食物短缺的威胁。
对中华鲟而言，困难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目前，野生中华鲟已连续三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。“全国范围内人工保种群体10龄以上中华鲟子一代仅约3000尾，其中原种不足20尾。多数体格严重偏小，成熟比例不高，繁育利用的难度较大。”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、研究员危起伟说。
此外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，在人工饲养与繁殖领域，目前企业占中华鲟人工保种主体的一半以上，在不能经营利用的情况下，企业养殖高成本零收益，缺乏长期持续保种动力，而现有科研院所则受限于自身能力难以承接。这一保护手段如何做到可持续，还要打上个问号。
实施10年禁捕，多数鱼类可以完成三个世代的繁殖周期
这些年长江保护力度不断加强，为何长江物种的数量反而减少了？中科院院士、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认为，长江全面禁捕前，各种捕捞行为对长江水生生物影响最显著。
2020年1月1日零时起，长江流域的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已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。长江流域各地的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时期。
据专家测算，长江鱼类性成熟年龄在3岁左右，实施10年禁捕，多数鱼类可以完成三个世代的繁殖周期，实现水生生物资源数量多倍增加。
“长江今天的病是多因一果。”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表示，渔民退捕转产是其中一项补救措施。未来，当捕捞不再成为长江水生生物面临的主要威胁，改善优化水生生物生存环境，仍有诸多可为空间。
曹文宣建议，除了禁捕，修复以赤水河为代表的重要支流同样意义重大，可为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提供避难所。
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副局长王建斌说，目前在长江航道建设上采取生态设计，尽量在数量和选址上降低对水生生物的影响。